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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
2020-08-17 05:26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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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岗位风光倍受艳羡,压力也比其他地市大得多。”上述官员称,省会城市一般都是各省区域战略的重心,被寄希望于起“火车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一把手就必须承受这种期望带来的压力。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争议的焦点。”

能当上省会一把手的,至少是政治上的“能人”,落马者“双面官”特征十分明显。这对当地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省会是一省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政府部门,以及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一名省发改委研究院官员告诉记者,“省会城市书记在地方官员中占据独特位置:既是地方的一把手,又大多是省委常委,既参与省级资源分配、决策制定,又直接执行。”

省会一把手同时是省委常委,他们在人事上的话语权往往比一般市委书记更大。

“他们都迈入高级干部的行列,大部分需要中央批准,一把手的地位比一般的副省长都牛。”有观察者也告诉记者。

“正厅级官员直接提拔省会书记的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是说这一级别的干部就一定没机会。”上述官员称,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就是从合肥市长直接提任市委书记的。

1月12日,习近平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称,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四有”虽然是针对县委书记而言,但对省会一把手同样适用。

以广州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的11任市委书记离任后,大多更进一步,官至正部级及以上。其中产生了4名广东省省长、1名广东省委书记。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在任的省会一把手多是因为过去的问题暴露被查。

例如,太原市委原书记侯伍杰被查时,已经是山西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原书记田凤山被查时,已经是国土资源部部长;沈阳市委原书记张国光被查时,已经是湖北省省长。

在所有落马的18人中,南京与太原各有3名;其次是济南的2名;其余均为1名。

“这个岗位锻炼人,容易出‘政绩’,所以他们的仕途一般都不错。”上述专家称。

另一名观察者告诉记者,中部一省会城市被其他地市超过后,新任市委书记为打开局面,“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全城征地拆违,把省政府大院围墙都拆除了。如果是一般的市委书记,那有这么大的协调能力。”

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他们对地方发展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他们的仕途不仅比一般市委书记好,甚至比副省级官员的仕途都要好。很大一部分人可能进入更高级别官员队伍中。”有专家称。

早在2009年,万庆良就曾积极宣传广州知识城,这是其主政期间力推的多个大型城建项目之一。2014年10月,中央通报了他的“双开”处理结果;1个月后,关系到广东省经济转型的知识城规划项目更换了规划团队,“等于重起炉灶”。

2014年12月12日,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被移交司法;12月18日,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落马;今年1月4日,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的腐败传言成真,接受组织调查。

总之,省会一把手权力重、能量大、期望高、诱惑也不少,要想在这个平台上一展抱负、有所作为,还是得心存更高的畏惧与要求。

在今年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

万庆良落马,或影响到了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这是历经5年的曲折探索,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第三个规划项目。

某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干部表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省级党委原则上管理地(厅)一级干部。对省会城市一把手这样的副省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则应属于中央纪委的职责范围。当然,省纪委也有向上汇报情况的责任,但在过去,力度明显是不够的。”

梳理省会一把手的构成,有3个明显特征:本土多、空降多、历练多。

他们落马,引起的人事震动也就更大。这种震动不仅是向下渗透,还会向上延伸。

至此十八大后落马的省会城市一把手增至10人,6名在任,4名已调任。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这一数字为8人,没有1人是在任的。

该书记“一战成功”后,立即规划了一个超级大的新区,“有该省会主城区的三分之二大。虽说审批过程不顺,但并不妨碍他‘先行先试’。”

“这个岗位需要具备比一般地级市更丰富的总揽全局抓大事的能力,也往往更考量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所以省会一把手基本上都在其他地市一把手等岗位上历练过。”上述官员说。

侯伍杰只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一年零七个月,但在即将离任的当天,突击提拔了干部100多人。尤其是在公安系统,一次调整了太原下辖区县的9个公安一把手,致使全市公安系统混乱,引发巨大不满,告状信无数。

万庆良落马后,记者曾与广东省一处级官员聊天。他称最开始,万庆良是他少有佩服的高官。后来万传言多起来了,他想法还是比较乐观,“违纪可能有,但违法应该不会严重”。但随着万腐败细节不断曝光,他称,真没想到这么不堪,“对很多官员的思想认识冲击巨大”。

因为省会一把手的独特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他们落马带来的震撼往往更大。

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断崖式降级1个月后,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落马。有媒体报道白恩培与张田欣关系密切。白恩培入主云南后,提拔非曲靖、昭通系官员,张田欣便是其中之一。

最明显是一些重大项目或者创新,不得不停摆。“与一般地市还不同,这些项目或创新往往是国家级的,影响可想而知。”中部一省会城市官员告诉记者。

“当然不能就此断言这个岗位是高危岗位、腐败高发人群。只能说,权力越大,越应是监督的重点。由于省会城市的独特地位,其一把手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与期待,一般也都是‘干才良将’。此次集中落马,背后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关注。”有专家分析称。

有媒体就曾报道,万庆良落马前,广东省纪委查处的部分贪腐案件中已经涉及到他,“主要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但受制于干部管辖权限,广东省纪委的调查没有全面展开。直至中央巡视组入驻广东,他才纳入调查范围。

离开广东省任职的杨尚昆后来出任了国家主席,许士杰后来任职海南省委书记,林树森2010年辞去贵州省省长后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张广宁在2012年平调至鞍钢集团任董事长,高祀仁则赴香港任香港中联办主任。

南京一名观察者就告诉记者,该市原来有一名书记是从经济欠发达区域调过来后,一时没有“烧三把火”,“当地官员就私下评论,称‘终究还是小地方出来的,缺乏魄力,来了这么久没见到有什么大动作。’”

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落马,在西部矿业任职期间与蒋洁敏有交集,并在改制中有利益输送行为,被多年举报;杨卫泽被实名举报其在交通厅任职时与沪宁高速公路修建中存在重大腐败线索;万庆良牵涉到揭阳窝案。

在多次会议上,习近平对高级干部提出了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

2014年9月,重庆市委秘书长吴政隆调任太原市委书记后,25个省会书记(济南、南京暂时空缺)中,外省调任者也有5人,其余均在本省官员中产生。而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接替万庆良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更是该地30年来首位省外“空降”书记。

从反腐的角度来看,省会一把手密集落马,正是反腐严查“四种人”的体现与落实:“四种人”其中之一就是“重要岗位上将要提拔的干部,决不能让他们‘带病’上岗,不行就得处理。”

“有些官员的如果能及早发现,就能避免腐败‘上浮’,被带到更高层级上。”上述专家称,查现任省会一把手至少有净化官员上升通道的意图。

本土官员中,省委常委“空降”的比例大。杭州市委书记龚正此前的岗位就是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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